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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时报】汶川地震十周年系列:中国公益十年数据观察

发布时间:2018-05-15

地震引发全民公益   慈善捐赠日渐透明


汶川映秀镇地震遗址 


十年前的那场灾难波及10省(市)、417县、4600多乡镇、近4.8万个村庄,受灾人口4000多万,死亡及失踪人数达8万余人,交通、通讯中断,基础设施全面毁坏……地震发生后,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社会展开了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大救援行动。 


灾害激发了社会各界的爱心。据不完全统计,当年在地震后半年内,全国为灾区募集款物762.14亿元(其中捐款652亿元),主要用于民政救济、物资储备和调运、基础设施抢修等方面,打破了新中国捐赠史上的记录。


汶川地震引发的捐赠浪潮前所未有,也是对政府部门的重大考验。特别是善款流向和使用情况,一度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其中个别与大众爱心相违背的负面事件也浮出水面。


从2008年到2012年,国家审计署共发布6次审计情况公告,并召开数次记者会。其中第6号公告《审计署关于汶川地震抗震救灾“特殊党费”跟踪审计结果》称:在救灾款物使用中,少数地方和个别单位存在上缴不及时、挤占挪用救灾资金等违规问题,个别基层干部存在优亲厚友现象,已处理并全部追回资金物资。


而至2013年芦山地震发生之时,捐赠透明度就已经有了进步,截至当年5月19日,参与芦山地震救援和灾后重建工作的144家基金会共募善款和物资近13.79亿元,其中,89家基金会主动披露善款用途。


2016年,我国首部《慈善法》出台。相比之前多年工作的相对被动,政府管理部门从此可依据《慈善法》及相关规定依法治理,消弭现实操作过程中曾经矛盾棘手的诸多问题。但与此同时,慈善公开透明的程序、技术和标准方面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至2017年九寨沟地震之际,民政部组织开发的全国慈善信息公开平台(一期)于当年9月1日正式对外提供信息发布服务,随后,四川、江苏、贵州等多地的省级慈善信息平台也上线。尽管九寨沟地震规模相对较小,但公众在此之后质疑逐渐减少,这得益于此时基金会透明度已经有迹可循,且透明指数普遍有所提高,同时也受到《慈善法》的正向影响。


社会组织发展迅速   捐赠渠道日渐多元


汶川县城新貌


2005年以前,每逢大灾捐赠,社会公众可接触到的捐赠账号只有3个——民政部一个、红十字会一个、慈善总会一个。


2008年汶川地震时,除了上述3种渠道,政府还指定了包括壹基金在内的16家公募基金会进行募捐。


2010年玉树地震时,民政部等部委规定,除了民政部门、红十字会和慈善总会的汇缴之外,13个全国性基金会分别将捐款资金拨付青海省上述3个机构的任一账户。


2013年芦山地震后,民政部发出《关于四川芦山7.0级强烈地震抗震捐赠活动的公告》,首次提出,“个人、单位有向灾区捐赠意愿的,提倡通过依法登记、有救灾宗旨的公益慈善组织和灾区民政部门进行”。


这被学界看作“政策松动”,此后各种互联网捐赠平台也开始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2015年9月,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发布的《2014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显示,2014年,新浪微公益、腾讯公益、支付宝E公益三大在线捐赠平台和淘宝公益网店共募集善款4.28亿元,相比2013年增长42.6%,呈现大幅度增长的趋势。


2015年9月9日,中国迎来史上首个全民公益日——99公益日。该活动由腾讯公司发起,联合全球数十家知名企业、上百个NGO组织,以及中国最顶尖的创意机构一起打造,旨在用社交化劝募等创新手段,以轻松互动的形式,发动全国数亿热爱公益的网民进行移动互联网捐款。活动至今发起三届,已是全国覆盖范围最广、参与人数最多的移动互联公益行动。


据民政部数据,2006年全国共募集善款约100亿元,其中通过政府渠道募集的为35亿元,而到了2016年,中国社会捐赠总额已达1392.94亿元。越来越多的社会公众选择民间慈善组织和网络捐赠平台,充分表明中国社会“慈善回归民间”这一向好趋势。


《公益时报》社主办的中国慈善榜已连续发布十五年,按每年榜单排名前30名的企业和企业家数据来看,我国大额慈善捐赠主要来源于企业,其中一半以上是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占比为30%。


2005年,我国企业捐赠与个人捐赠的比率在3:1左右;2016年。我国年度个人捐赠占比自2012年后首次回升至20%以上。


从捐赠方向上看,社会组织是社会捐赠的主要接收方,捐赠流向集中在扶贫、教育、医疗几大领域,而扶贫攻坚战的打响,让流向扶贫领域的善款逐年攀升;从捐赠地域来看,北京和东部沿海省份参与捐赠的企业和人数最多,在中国慈善榜历年排名前30名的企业中,近80%均来自包括北上广在内的八个省、市或地区。


2008年至2018年的十年间,我国参与自然灾害救援的公益组织数量、投入救灾款物规模都在不断递增,涉足的救援领域以及救援方式呈现出多元化发展态势。从整个公益慈善行业来,趋势看也大致如此,全国社会组织数量增多、公益捐赠规模扩大、公益项目多样、公益活动影响范围更广……2008年全国社会组织大概约30万家,而截至2018年初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登记在册的社会组织已经突破80万家。


志愿精神聚沙成塔   社会工作蓬勃发展


青川新貌


据统计,汶川地震发生后,有491万名志愿者直接参与了汶川救灾志愿服务。其中,共青团四川团省委在救灾期间共接受了118万名志愿者报名,他们中有组织派遣的志愿者18万人,其他100万人均为公民个人;而来自民间组织和其他无组织的志愿者超过300万人。如果以人均志愿服务时间80小时来计算,可推测出汶川救灾志愿者提供无偿服务时间约4亿小时,按照当年全国人均工资计算,志愿者为汶川救灾直接贡献价值约为58亿元。


回过头来看,汶川地震引发了井喷式志愿浪潮,泥沙俱下,经历了混乱无序与“添乱”的过程。但正是经过这样的洗礼,汶川地震锤炼出了专业志愿精神,培育了中国第一批专业化救灾组织和志愿者团队,他们成为了中国救灾志愿服务的先锋。当初参与汶川救灾的志愿者中,现在有许多人已经成为国家救灾专家和民间救援机构领军者,他们身上凝聚着汶川救灾的专业精神,是中国救灾领域中的宝贵财富。


汶川地震造就了中国新一代公益社会组织和志愿领袖,极大地促进了公益事业的整体建设与发展。特别是在中国进入新时代的社会转型阶段中,从事公益服务的第三部门的崛起,为公民更加有序有效地参与社会治理和社会创新,提供了难能可贵的新范式,为推动公益事业与社会治理创新精神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近年来,国家在志愿服务制度化建设方面加大投入和保障,并于2017年12月1日正式实施《志愿服务条例》,并通过精神文明建设促进志愿服务发展,成立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和基金会以促进行业发展。如今,每年有上百万家志愿服务组织和近7000万名志愿者活跃在全国各地,他们每年通过志愿服务贡献价值超过500亿元。而我国的救灾志愿服务,已经通过参与国际灾害救援走出国门,成为中国志愿精神的重要体现。


汶川地震发生后,我国社会工作者队伍在民政、卫生等部门的动员和组织下,奔赴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第一线,针对儿童、青少年、妇女、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以及安置点社区和学校,开展心理抚慰、社会支持网络重建、资源链接、生计帮扶等服务,以实际行动彰显了社会工作专业价值和独特功能,探索了我国灾害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模式。


开展灾害社会工作服务,既是时代机遇,也是历史使命。在地震后最短时间奔赴地震灾区一线的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开展了“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试点工程项目”,填补了中国灾害社会工作的历史空白,由此也开启了一条全新的社会工作专业发展之路。


从汶川、玉树到芦山,中国社会工作者经历了地震紧急救助到社区重建的整个过程,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灾害社会工作运作机制。不久前,有专业人士指出:我国灾害社工发展与全球相比并不落后,在部分领域甚至居于国际领先地位,但在相关学科建设发展和知识体系建构需要进一步加强。


十年间,我国社会工作全貌也得到长足的改观。近十年,我国培养了一支超百万人的社会工作专人才队伍,其中,取得助理社会工作师和社会工作师证书的人员共326574人。截至2017年底,各地共开发了312089个社会工作专业岗位,设置了36485个社会工作服务站,成立了7511家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和750家社会工作行业协会。


十来年,各地逐步探索建立了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机制,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三社联动”机制和社会工作者、志愿者协作机制。在灾害社会工作之外,我国社会工作更逐步从民政领域拓展到社会治理诸多领域,从东部地区、发达地区延伸到中西部和农村地区。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为广大群众尤其是特殊人群、困难人群,提供人性化、专业化、个性化服务,逐步构建起了社会保护与关爱支持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