纲目一、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留守儿童性侵害的理论视角二、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留守儿童性侵预防服务的角色及内容三、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留守儿童性侵害的实践方略结语性侵害对我国留守儿童，特别是农村地区的留守儿童造成的严重伤害应受到高度关注。学者邬志辉等人通过对微博、网站等媒介报道的有关留守儿童舆情事件的分析发现，2006—2015年发生的留守儿童遭受性侵害的舆情事件62起[1]，多年来，其数量和比例均占据相关案件中的较高比例[2][3]。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公益研究中心发布的《儿童保护研究报告》显示，留守儿童性侵害发生率在6.70%～21.8%之间，其中大量性侵害案件发生在家族之内，还有邻居、朋友、同事之间[4]。已有调查数据显示，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成为性侵害的主要受害者。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本地农村留守女童受害者更多；在经济发达地区，流动女童（外来务工人员或其女儿）受害者居多。除了以上被公开报道的案件外，还有大量留守儿童性侵案件未被发现。曝光儿童性侵案件与实际发生的性侵案件的比例为1:7[5]。2016年2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社会力量应参与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网络的建立。社会工作者（以下简称“社工”）应在留守儿童性侵害预防和救助方面发挥优势，扮演好教育者、资源链接者等角色，利用农村已存在的救助和帮扶力量，保持文化敏感性，将专业知识和地方性知识结合，为遭受侵害的留守儿童及其家庭提供适合的社会工作服务。一、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留守儿童性侵害的理论视角1.   文化敏感性视角文化敏感性是社会工作本土化和实践过程中的重要视角[6][7]，它要求社工熟悉并理解救助对象的文化背景和行为方式，在干预措施和介入方案中考虑其已形成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反思自身的理论负载（Theoretical Laden）和文化负载（Culture Laden）（理论负载和文化负载分别指的是研究者在学科训练过程中形成的知识和理论框架，这成为研究者观察问题的视框。文化负载指的是研究者自身所背负的文化传统和了解系统，它们是研究者对于被研究者不同的生活世界进行区辨和转译的凭借。参见：潘英海.文化识盲与文化纠结：本土田野工作者的“文化”问[J].本土心理学研究，1997（8）：37-71.约翰逊.见树又见林：社会学作为一种生活，实践与承诺[M].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6.）是否能提供合适的救助框架。在与救助对象互为主体的过程中，社工需反思自己的社会工作价值、理论和方法能否提供适合的、在地的社会服务工具，以观照救助对象的问题和需求，而不是将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救助对象，形成文化压迫，导致服务难以契合救助者的需要，造成关系紧张和隔膜。因此，社工在了解农村社区的文化习俗、生活方式、救助体系后，应调整自身的理论视框，正确契合、解读服务对象需求[8]，特别是当社工面对遭遇潜在性侵风险，或已遭受性侵害并寻求支持的留守儿童及其监护人时，需要遵守“永久性质疑”[9]的原则，对留守儿童性侵害产生的背景因素（父权制文化、受害者有罪文化、面子文化、孝道文化等）保持文化敏感性。这些因素是权力、权力再生产之间的反映，隐含当地的性文化模式，构成了某种落后的文化无意识、心理习惯或内化的主人气质，可能导致当地人对性权利、性侵害的认知错位，加剧性文化暴力的产生，使救助对象陷入风险处境，形成对留守儿童（特别是女童）的压迫状态，影响留守儿童性侵害事件的披露，阻碍求助模式的完成以及监护人或工作人员实施性安全保护措施等。2.   地方性知识视角地方性不仅指不同的时间、地域位置、阶层和具体问题，还涉及事件发生的地域特性和当地人对相关事件和事物的看法及想象力[10]，同时还与知识生产过程中亚文化群体的文化与价值观，以及特定情境存在紧密联系。地方性知识形成的情境性特征以及与不同社会群体和文化背景之间的逻辑连接，使研究者和实务工作者既要关注知识本身的普遍适用性，也应注意知识适用的具体情境条件[11]，认识到社会工作的基础在于实践[12]，构建具有地方特色和适应性的社会工作实务模式，避免陷入“专业帝国主义”和西方殖民主义话语的陷阱[13]。根据系统理论，在农村社会工作实务开展过程中，留守儿童保护系统主要包括由社工及其组织构成的改变主体系统，由留守儿童、留守家庭、监护人等组成的救助对象系统，由社工试图改变、影响的对象组成的目标系统，以及与社工一起工作的乡镇基层政府、村级两委、社区公益组织、教师、代理家长等组成的行动系统[14][15]。在留守儿童性侵害防范及支持介入服务过程中，社工应注意与行动系统的成员合作，借助其深谙地方习俗及地方资源链接渠道的优势[16]，与他们形成工作内容、工作方式的共识，推进工作的开展。社工需要在服务过程中不断观察和了解村落中已形成的内部交往方式、人际关系结构，分析留守儿童生活环境中的亲属关系网络、监护人维护儿童安全的基本方式及其对儿童性权利和性侵害的看法[17]、对预防及支持服务的观点等。此外，社工还应注意观察村落社区中的人文环境及基于此建构的留守儿童保护体系，分析这些因素与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方法的相似性和差异性，通过厘清已有保护网络的运作模式，分析社会工作嵌入当地服务环境和条件的适应性及困难。二、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留守儿童性侵预防服务的角色及内容当社工基于文化敏感性和地方性知识视角，充分了解相关情况后，需进一步提高留守儿童和监护人对性侵害问题的认识及维护留守儿童性安全的能力。社工担任多重角色，联结各方力量留守儿童性侵问题复杂，对社会工作服务类型存在多样化要求，社工在留守儿童性侵预防教育中需承担多重角色。第一，教育者角色。社工在农村留守儿童性教育服务过程中，承担性知识普及者、儿童性权力倡导者、儿童性观念革新者等角色。同时，社工还应围绕行动系统成员开展相应的性教育服务，即以“指导培训者（Trainthe Trainer）”的形式，为学校、村委会、妇联、当地共青团组织等提供性教育培训指导，再由他们直接培训需要服务的留守儿童。第二，资源链接者角色。社工需要提供适合当地性教育的书籍、影像、道具等，根据服务对象的不同，选择不同的性教育资料，引导受众合理运用相关资料，提高他们的性教育资源利用率和利用水平，帮助当地行动系统完成性教育工作。第三，倡导者角色。社工扮演的倡导者角色属于在农村留守儿童性教育服务中宏观工作领域的角色，指社工在农村社区进行性教育过程中，围绕为留守儿童营造安全的社区环境，创造保护儿童性安全的社会氛围承担的角色。社工应利用村落社区宣传栏、宣传单张、专题报道、新闻绘画、宣传标语等形式，在学校、社区、医院、公共交通工具等民众经常活动的场所开展留守儿童性侵预防倡导工作。这些场所内的人员会直接或间接影响留守儿童的性安全，这关乎留守儿童安全生活环境的营造，他们能否为儿童提供性安全协助能够体现社会支持力量的强弱[18]。倡导者角色的任务不仅在于提高社会公众对留守儿童性侵害、性安全的认识[19]，还在于发现风险情境，提高留守儿童的防范能力，以及对潜在性侵者的警示、感化作用，间接抑制其犯罪冲动。2.   提高帮扶对象的性侵害预防识别能力，构建留守儿童保护网络第一，提高帮扶对象及其生存系统内其他成员的性侵害预防意识和识别能力。性侵识别及预防能力的提高与性教育关系密切，在学校性教育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社工应将此作为工作重点。社工应根据村落社区的基本状况、社会组织的发展状况、留守儿童及家庭的基本情况、学校开展留守儿童性侵害预防教育状况等，采取适宜的介入形式。同时，还要确保社会工作能有效嵌入当地社会权力结构和现有帮扶模式，并督促基层政府建立配套制度[20]，开展以家庭、社区、学校为依托的性侵预防教育服务[21]。社工应引导社区村主任、书记等开展留守儿童社会工作服务，这些“乡村能人”既是社工进入村落社区最先接触的对象，也是社会工作协作系统中的重要成员。此外，村落社区中的家族长辈以及活跃的社区成员等也是合作的对象，他们能减轻社工进入社区时的阻力。第二，促进留守儿童保护网络的构建是社工介入留守儿童性侵预防的主要工作内容。社工应通过社区组织力量，逐步号召、吸引留守儿童家长加入社会工作服务项目。同时，社工还应与留守儿童父母等建立直接联系，由他们与留守儿童的祖辈等替代监护人沟通，提高监护人参与社会工作服务的积极性。在此基础上，社工可采取灵活多样的服务模式，如通过小组工作、个案工作等形式为监护人提供关于留守儿童性侵预防等方面的服务。农村中小学是留守儿童比较集中的地方，也是儿童社会化的重要场所，社工可在留守儿童同辈群体的协助下，开展儿童性侵预防教育，并通过学校进一步将监护人整合到性侵预防教育工作中。同时，社工仍然需要利用已有的留守儿童关爱组织网络，通过与其中正式、非正式的社会支持力量合作，借助协作系统中的村委、乡镇政府、共青团、妇联、留守儿童代理家长等机构和人员，进一步完善农村留守儿童保护体系。3.   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留守儿童性侵预防服务的内容家庭是教育留守儿童保护自己免于侵害的基本环境。在“谈性色变”和儿童性权利、性话语被忽视的背景下，留守儿童监护人明显缺乏与儿童谈论性侵害防护的意识和能力，因此，对留守儿童监护人等实施预防性侵的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社会工作支持采取以家庭为中心、以关系为取向的介入理念，监护人参与儿童性侵教育预防项目能提高他们对儿童性权利以及儿童性侵预防的意识[22]，还能对儿童性权利和性话语祛魅，降低性话题的敏感性，及时发现可能遭受性侵的儿童，对儿童的个人需求也更为敏感[23][24]。研究发现，儿童年龄越小对预防性侵技能的掌握和知识的理解效果越差[25]，而年龄较大的儿童更能掌握相关知识和技能[26]。社工需帮助监护人营造支持性的家庭氛围，让留守儿童感到安全和自信，只有这样他们才可能下定决心告知家人自己遭遇侵犯的事实。首先，要教育留守儿童监护人认识性侵害。社工应做好前期调研工作，充分利用农村社区现有的公共设施和组织网络，如利用乡村公共空间或者村委会办公室、礼堂等开展讲座或者座谈会，根据参加人员的年龄、知识结构向其传授儿童预防性侵的相关知识。其次，为留守儿童及家庭提供专业支持。社会组织的形成和社会秩序的出现有赖于社会内部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将社会成员与制度密切结合，促进社会秩序的形成和社会组织的出现。由于社区空心化以及村落文化凋敝等因素的影响，农村社区凝聚力降低，家庭获得的社区支持减少，主要仰赖亲友支持系统。社工应不断扩大家庭能够获得的支持资源，协助家庭增进复原力的社区保护因子，如稳固留守家庭的社会网络，提高留守儿童同辈群体对儿童的支持，等等。最后，建立以留守儿童为本、家庭为中心、社区为基础的关爱保护体系。一方面，社工应协助留守儿童和留守家庭脱离性侵风险情境，防止留守儿童性侵的持续和再次发生；另一方面，社工应为留守家庭提供个别化服务，如深化监护人对留守儿童性侵的认识、修复留守儿童与监护人的关系、重建家庭支持功能等。同时，社工还应帮助留守儿童重建和强化初级关系网络，如朋友群体等。初级关系是留守儿童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关系，能够为他们提供心理抚慰、情感支持，缓解他们的情绪压力和精神紧张。此外，社会工作还可以采用学校社会工作的形式，结合性教育课程进行，提高留守儿童对性安全的认识和自我保护的能力。三、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留守儿童性侵害的实践方略社会工作介入留守儿童性侵害支援服务应采取综合治疗模式和手段，加强与民政、公安局、检察院、法院、法律援助机构的协作，扩展社会工作的专业角色和界限，为遭受性侵害的留守儿童及家庭提供适宜的支援服务。1.   整合式危机处遇模式及实践原则由于遭受性侵的留守儿童自身面临危机的程度不同，社工介入服务的重点和内容也不同。对于受危害影响较轻的留守儿童，社工应重点采取帮助儿童脱离危险情境，积极开展心理疏导，减轻再次遭受性侵的风险等举措。对于受影响程度较深的留守儿童应采用认知行为疗法和家庭治疗模式等多种方式进行重点干预。同时，社工还应根据家庭和留守儿童的个别化需求，提供适宜的治疗方案。在受侵害留守儿童服务的不同阶段，应采用不同的介入模式，见表1。结合相关危机处理模式，社工应遵循以下实践原则：首先，应确保留守儿童的安全。一方面，社工和其他留守儿童保护部门应确保留守儿童的人身安全。由于留守儿童性侵害者来源不明，因此社工应保证消除留守儿童继续遭受性侵害的危险环境，保证留守儿童面临的性侵害行为已经停止，性侵害犯罪者不会再出现在留守儿童生活环境中，留守儿童能够获得足够、及时的外部支持，确保他们在日常学习、生活中不再遇到侵犯者等。保证留守儿童人身安全需要跨部门、多专业协作，基层社区组织、政府部门、公检法等司法机构、民政、妇联、共青团、公益组织、社会工作机构等应该联合行动，共同维护留守儿童的安全，特别是已经遭受性侵害的留守儿童的人身安全。另一方面，心理安全感也是留守儿童遭受性侵害后需要介入的重点问题。心理安全感是留守儿童能感知到的依附关系、周围环境的安全感及其对情绪的掌控感。在遭受性侵害后，留守儿童面临严重的心理创伤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社工及其他服务提供者应教导他们学会表达和处理恐惧情绪，提升自我觉察和反思能力，以此重建其心理安全感。同时，社工需要改善留守儿童和其父母的关系，改善留守儿童的生活环境，改变其监护、照料的方式，以增加其对周围环境的掌控感，提高自我效能感。其次，要维护留守儿童利益最大化。在留守儿童性侵害事件中，家内性侵害是主要的侵害类型之一，其亲属是主要作案者，社工在维护留守儿童利益的过程中也可能造成其亲属关系网络和家庭结构的破坏。社工应注意维护救助对象的利益最大化，优先维护留守儿童的福祉。当留守儿童个人利益与家庭利益发生冲突时，应注意平衡两者关系，确保儿童利益不受损害。同时，社工应确保针对留守儿童的性侵犯已经终止，向遭受侵害的留守儿童、监护人等表明性侵害事件的发生不是儿童的责任，是性侵害者的责任。再次，与留守儿童和其他家庭成员建立平等、合作的专业关系。在留守儿童遭受性侵害后，社工应在案主自决（案主自决是社会工作的重要价值规范，确保案主在社工服务过程中（本文中指的是留守儿童、监护人等）能够对介入的方式、内容等独立做出决定）、平等、尊重的基础上逐渐获得留守儿童、父母等人的信任，注意聆听和理解监护人以及儿童等对性侵害事件的意见，建立专业的助人关系。2.   采取全面介入服务的实践方略性侵不但会对留守儿童造成生理、心理伤害，而且使其面临来自社区、亲属等多方的压力。其家庭面临私了、报警以及漫长多变的司法过程等，社工应在不同阶段针对留守儿童、家庭、各级政府部门、社会公益组织、法律援助机构等开展协助工作。（1）提供适宜的介入方案社工应对受到侵害的留守儿童进行适当的评估，如受到侵害的程度（是否存在严重的心理创伤反应等）、留守儿童自身是否面临其他问题和困难（缺乏照料、学习困难等）、留守儿童家庭支持状况（成长环境、监护状况、父母支持状况、其他兄弟姊妹的支持状况）、学校支持状况等，以确定其需要的服务类型。同时，社工还应对自身的能力和拥有的资源等进行判断，在无法为留守儿童提供相应服务的情况下及时转介。具体而言，社工首先应向遭受侵害的留守儿童了解基本情况，包括询问性侵害发生的时间、地点、侵害者，以及性侵害持续时间、儿童目前的安全状况等问题。在此过程中应避免要求受侵害对象描述整个事件，以防止发生二次伤害。同时，社工应探明留守儿童与性侵者之间的关系。如果侵害者是留守儿童家庭成员或者其他亲友、教师等，留守儿童一般会有较强的心理负担，不愿意揭露相关事件，社工应给予留守儿童鼓励和支持。此外，由于父母在外务工，留守儿童一般由祖辈监护，因此社工应了解监护人对侵害事件的知晓情况、反应以及未来的打算，做好相应预案。社工应了解与儿童性侵有关的知识、求助程序、相关政策以及询问和救助技巧，创造安全、专业的询问环境，与留守儿童建立信任关系，以减轻其心理压力。在了解基本情况后，社工应利用已有举报系统举报，并做好干预工作。（2）在性侵危机初期进行及时干预在警务、教育、医护系统发现遭受性侵的留守儿童后，社工应在发现之初密集式地为受害留守儿童提供危机干预服务，将因性侵产生的不良心理影响降到最低，协助警务工作者处理受害人的危机事件。社工在这类服务介入过程中应同前述，先了解留守儿童的基本情况，以为初期迅速介入留守儿童的性侵干预提供保障。如了解留守儿童家庭当前的经济是否存在困难，在后续的维权过程和保护工作中是否需要其他资源帮助；了解留守儿童监护人的监护能力、监护方式，及其监护方式和内容是否与性侵害事件的发生存在关联，在此基础上确定是否需要协助留守儿童和当地政府部门更换监护人；了解留守儿童生活空间的安全状况，以确定居住环境与留守儿童性侵害之间的关系；了解父母等是否有条件对留守儿童生活进行监督和照料等。此外，社工还应了解留守儿童家庭的优势资源，以确定家庭能够获得的支持。面对性侵害事件和风险，留守儿童家庭并非完全被动，社工应帮助家庭分析、寻找现有的支持网络，形成初步的介入安排和跟进计划。（3）终止留守儿童风险环境受害者在受到侵害后，若继续生活在风险环境中，既无法巩固心理治疗效果，也无法减轻其负面情绪。因此，社工首先应协助警务等司法部门保护儿童安全，在征求其父母、监护人等意见的基础上，协调外部资源为留守儿童安排入住儿童福利院、儿童之家等场所。此外，应进一步了解留守儿童学校生活状况，如果教师是留守儿童性侵害主要实施者，社工应及时为留守儿童办理转学；如果校园环境较为安全，应进一步做好教师的工作，如果性侵消息已经被其他老师、同学知晓，社工应做好相关解释、说服工作，以确保他们能够保密并不再谈论相关事件。（4）提供心理服务及适当的法律支援在留守儿童遭受性侵害后，其安全依附感、自我调节功能、自我正面评价等都受到严重影响[27]。农村留守儿童遭受性侵后，社工需要根据留守儿童受侵害时间的长短和程度，对儿童及其监护人等提供相应的介入服务。Herman曾经提出针对性侵受害者的三阶段治疗模式[28]，据此，针对遭受性侵的留守儿童，社工应聚焦构建和完善留守儿童关爱支持网络，补齐风险防范短板，使留守儿童能够找到有力的支持者和帮助者，在面临危险时有安全可靠的支持网络。性侵会对儿童造成严重的心理创伤，因此社工应处理留守儿童的创伤记忆。社工应运用适合留守儿童的游戏治疗、艺术表达治疗等方法，帮助其重建人际信任，建立正面的自我观。可以通过游戏让留守儿童表达无法通过语言阐述的经验和感觉以及生活中遇到的困难、挫折等。在运用游戏进行治疗的过程中，社工需要对遭受性侵的留守儿童表现出的精神、行为异常等保持敏感性，给予安全、包容、接纳、有弹性的温暖氛围，帮助他们恢复和重构内心秩序。受过专业训练的社工还可以采用认知行为疗法，矫正留守儿童有关自己遭受性侵害的不正确归因。此外，还可采用暴露疗法，在确保治疗环境和留守儿童生活环境已经安全的前提下，引导留守儿童回忆、描述创伤经历，直到他们不再恐惧为止。受到性侵后的儿童一般都会接受医学检查，为防止二次伤害，社工有必要陪伴其接受医疗服务，随时为其开展心理疏导和咨询[29]。此外，社工在医疗陪伴过程中还应对被害人实施专业的生理-心理-社会评估，为进一步开展医疗服务提供证据。为降低留守儿童及其家庭的司法成本，更好地接受法律援助服务，促进司法程序顺利进行，社工应系统参与司法进程中的审前调解/对话服务、诉讼庭审陪伴服务、举证服务及跟进服务等。3.   提供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当前，我国围绕留守儿童保护的政策和支持措施大多以家庭为中心设立[30]。将留守儿童性侵害事件的发生和发展过程置于家庭整体环境和关系结构中理解，能确保留守儿童获得足够的家庭支持。首先，社工应注意提升监护人对留守儿童的监护和支持能力，改变其对留守儿童性侵事件的不良观念，提高其对留守儿童的理解和支持水平。研究表明，家庭成员的理解、支持、接纳、同情等对遭受性侵的儿童的恢复具有重要作用[31]，在支持性家庭环境中儿童更能够放松精神，并表达自己对性侵经历的恐惧和其他感受。留守儿童性侵经历可能对家庭造成创伤，导致家庭团结受到损害。因此，社工应为家庭提供支持性资源。例如：为家长提供情感支持和一定的司法服务，帮助他们正确认识性侵事件和问题本身，避免对性侵事件采取错误归因和维权措施；改善家庭关系，引导监护人参与留守儿童心理创伤恢复项目，并为其提供心理和安全教育，防范性侵事件再次发生。此外，社工应注意考察长期存在的父权制文化对留守儿童、监护人维权等造成的负面影响，引导监护人挖掘相关文化观念等层面的限制性因素，减少父权制文化对家庭团结和支持的负面作用。其次，社工在确保客观存在的危险已经被清除后，应重点帮助留守儿童塑造心理安全感。社工应对留守儿童、监护人以及其他家庭成员进行评估，以确定家庭功能、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状况和角色模式，制定治疗计划。在治疗计划制定阶段，社工应明确留守儿童需要的治疗服务类型，确定当前适合该留守儿童及家庭的治疗服务模式，厘清需要的资源及在资源不充分的情况下能够采取的措施等，并根据选定的治疗模式建立会面的流程。社工应首先会见家长，明确家长对留守儿童性侵害问题的看法、对受害儿童的反应、当前的主要顾虑以及计划采取的措施等。通过与家长的沟通，进一步获得家庭成员对社会工作服务的支持和理解，减轻家长的创伤性情绪，并对改进亲子关系和优化沟通模式等提出相应的建议。在与家长会面的同时，社工还应与受到侵害的留守儿童单独会面。性侵害经历对留守儿童造成的创伤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并且性侵害带来的混乱和复杂反应也很难被其理解和接受，因此，社工要在评估留守儿童状态和专业关系的前提下，制定与留守儿童会面的程序。随着留守儿童与社工信任关系的建立，逐步了解留守儿童对性侵害经历、家庭成员的支持等的看法和感受。在与家长、留守儿童单独会谈的基础上，社工可以适当安排家庭联合会谈，邀请家庭成员一起加入小组治疗。社工在小组治疗的过程中，要帮助遭受性侵的留守儿童家长处理负面情绪，使他们正确理解、回应儿童的需要，学会处理儿童行为问题的方法。当留守儿童性侵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社工应协助家长寻求司法援助、处理相应司法流程、获取医疗和教育支持等，并继续开展家庭会谈，进一步了解家庭其他成员对性侵事件的看法、情绪困扰、面临的困难，为家庭成员提供情绪支持，减轻其心理压力，修复亲子关系，重建家庭安全环境。最后，社工还应考量家庭外部系统可能为留守儿童及家庭提供的支持，链接家庭外的支持资源。在性侵害发生之后，留守儿童社会生态系统中的机构、组织和人员，如派出所、法院、妇联、团委、法律援助机构、社区、邻里、学校、教师、同辈群体等都是潜在的资源提供者，社工应及时帮助留守儿童及其家庭链接相关资源，协助留守儿童及其家庭维权，并且通过宣讲等方式为留守儿童在学校、社区和同辈群体中营造支持性环境，实现预防留守儿童性侵害的社会工作介入目标。结语：在进行社会工作介入服务的过程中，社工应明晰自身面对的救助对象不仅是受到侵害的留守儿童，留守儿童监护人等同样需要社会工作介入服务。社工的介入可以将阻碍家庭成员相互支持以及影响留守儿童权益的因素弱化并消除，最终促进家庭成员的相互支持，进而疗愈创伤。同时，社工应明确留守儿童遭受性侵害事件本身对家庭成员的负面影响，通过评估制定适宜的介入计划。社工应对专业关系的建立抱有敏感性，由于性侵害事件本身的特殊性，社工应与留守儿童、监护人等建立平等、信任的专业关系，在此基础上对性侵害事件相关人员持温暖、关怀的态度，并注意反思自己的专业能力和性别观念，防止批评、责备监护人和留守儿童现象的发生。社会工作作为专业的助人力量介入农村留守儿童性侵害预防和救助工作，应充分发挥专业优势，为留守儿童和其家庭提供专业的服务。同时，社工应以保障儿童利益最大化为工作原则，随时调整救助方案。尹新瑞：山东建筑大学法学院本文原载《少年儿童研究》2022年第8期，第72-80页

　　　　进入暑假以来,未成年人的假期安全问题备受关注。保障中小学生暑期安全，需要哪些支持？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wenjuan.com），对2013名中小学生家长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加强孩子假期安全意识，66.2%的受访家长期待社会组织开展丰富暑期活动，解家长后顾之忧，64.3%的受访家长希望公安交通等部门加强重点区域安全管理。　　山东济南的于铭香有两个儿子，暑假后分别上小学五年级和幼儿园中班。这个假期，俩孩子经常独自在家，她非常关心安全问题。她觉得，孩子的安全意识是在日常逐渐树立起来的，需要家长予以提醒。这其中，家长安全意识的提高很关键。“很多孩子意识不到危险的临近，除了因为年纪小安全观念弱，还有就是家长平时提醒不够”。　　她还提到，孩子学校经常在“安全教育平台”上留作业，比如看完教育小视频要回答问题，老师也会检查。但她发现很多家庭其实都是大人在帮孩子做。“好多家长都觉得没啥大不了，应付差事。其实是浪费了孩子很好的受教育机会。”她认为，提高家长对孩子安全教育的重视度非常必要，“学校应该将提高学生家长的安全问题重视度、安全意识作为一项工作，常抓不懈。平时对家长多提醒、多指导。家长一定是孩子安全的第一关口把关人”。　　凌敏是一名人民警察，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她觉得，在家长和未成年人安全意识的加强上，媒体是重要的宣传途径。“这个假期我看到好几起媒体报道的中小学生暑假安全事故，对大人和孩子的教育和警示作用都很大”。　　中国教育学会中小学安全教育与管理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李雯教授表示，暑期安全问题很重要，“常说‘齐抓共管，各负其责，各司其职’，需要不同主体共同参与。每年教育部都会发布暑期安全各种注意事项、告家长的一封信等，会有安全方面的整体部署。其次就是学校层面。安全事故的发生是有一些节点的，而假期是事故的多发点。学校在放假前应有很细致的假期安全专题讨论，重视引导学生们认真参与。”李雯指出，安全教育一定得是“入心入脑”，“得是润物细无声的，不是简单地向学生家长提出要求”。　　她特别提到，全社会要形成关注未成年人安全的氛围，包括与学生安全有关的社会各部门和机构，都要重视中小学生暑期安全。“比如交通部门、消防部门、红十字会、社区等。可以在假期组织一些公益活动，让孩子们了解交通安全、家庭火灾防范、网络安全等，学习一些技能。希望可以有越来越多的针对家庭的安全课程学习资源。”李雯认为，要化解风险、规避问题，更重要的是提高全社会的安全素养、强化基础。　　“安全素养也是国民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李雯呼吁，很多与安全有关的专业资源，学校是不具备的。所以全社会都应该行动起来，“安全事关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各个组织机构都应该贡献力量，这是非常重要的”。　　加强孩子假期安全意识，哪些方面很重要？66.2%的受访家长期待社会组织开展丰富暑期活动，解家长后顾之忧，64.3%的受访家长希望公安交通等部门加强重点区域安全管理，61.0%的受访家长希望老师加强暑期安全跟进与安全提示工作，57.4%的受访家长建议学校加强对学生家长的安全知识教育，57.3%的受访家长认为社区当加强安全隐患的排查和预防，35.0%的受访家长期待媒体加强暑期安全问题宣传力度。　　受访中小学生家长中，孩子上小学低年级（1-3年级）的占43.5%，上小学高年级（4-5年级）的占30.1%，初中的占14.7%，高中的占11.7%。来源： 中国青年报客户端，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杜园春，实习生 尚佳

未成年人上网问题一直是广大家长及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话题之一。如何为这一群体创造一个干净清朗的上网环境、防止未成年人网络沉迷，也是各方一直努力推动的事情。一个月前，由中央网信办等部门联合组织的“清朗·2022年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启动。在为期两个月的时间里，该专项行动主要聚焦未成年人使用频率高的短视频直播、社交、学习类APP，网络游戏、电商、儿童智能设备等平台，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未成年人问题乱象，整治重点主要包括严格管控侵犯未成年人个人隐私问题、严厉查处诱导未成年人参与直播打赏等10个方面。 事实上，这一专项整治行动已经持续多年。那么，在当前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网络环境方面主要存在哪些突出问题？应采取哪些措施？在今天上午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的“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中央网信办副主任、国家网信办副主任盛荣华就上述问题进行了解答。 中央网信办副主任、国家网信办副主任盛荣华。图片来源：国新网盛荣华谈到，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问题是全社会越来越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网信部门管网治网的重点问题、难点问题。在他看来，当前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不良和有害信息问题，包括低俗色情、血腥暴力、炫富拜金以及网络欺凌、人肉搜索等，这些都会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严重侵害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二是，网络沉迷问题，目前一些网络平台功能设计还不够合理，保护机制还不够健全；三是诱导和实施违法犯罪的问题，有一些人利用互联网教唆和引诱未成年人实施暴力、诈骗甚至自杀，有的对未成年人实施性引诱、网络猥亵等违法行为，性质都是非常恶劣的。 据盛荣华介绍，围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中央网信办高度重视并采取了一系列行动。 一是通过专项治理进行全面清理。中央网信办在“清朗”专项行动当中，每年会围绕几个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整治，每年的专项整治当中都有关于未成年人网络环境保护的问题，通过专项行动，对一些突出问题形成露头就打、高压严打的态势，全面清理涉未成年人网上的有害信息。 二是通过强化青少年模式来防范沉迷。中央网信办指导主要平台上线青少年模式，特别是对使用时长、互动功能都做了一些限制，有效地防范网络沉迷。 三是通过网络举报来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组织重点商业网站平台开设涉未成年人专用的举报渠道，有效保障未成年人的网络权益。 四是通过部门合作来溯源打击。中央网信办会同公安机关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在第一时间尽量切断传播链条，追溯处置发布账号的主体。 盛荣华表示，下一步，网信部门要做到“两个增强”：一是增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的能力，二是要增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成效，主要举措可概括为两句话、八个字，叫做“有法有罚，能管善管”。 “有法”就是要健全完善法律法规。当前，网信部门正在加快推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出台，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法》的配套制度，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供更加有力的法律保障。 “有罚”就是处罚，要持续加强日常监管，加大网络执法处罚的力度，特别是要紧盯未成年人使用频率比较高的一些网站平台、产品功能、位置板块；对那些违法违规的网站平台和账号，在专项行动当中，要从严处置处罚一批、集中曝光一批，形成有力震慑。 “能管”就是要强化管理，特别是要把保护关口前移，要管好两个东西，一是管苗头，二是管源头。管苗头就是要及时发现网上那些涉未成年人的苗头性、倾向性的问题，要把风险隐患能够管住、防住；管源头就是要深挖网络乱象背后的利益链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种种网络乱象的背后，都有一个普遍的突出问题，就是利益链条比较长，只有斩断了乱象背后的利益链条，才能标本兼治，管住乱象。 “善管”就是要完善保护措施，如重点优化提升青少年模式效能，优化算法推荐，通过这样一些措施，防止平台向未成年人推送负面有害信息，让未成年人上网更安心，家长更放心。（来源：公益时报） 

据新华社16日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中央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表示，《规划》是宣传思想文化领域唯一的综合性国家重点专项规划，是推动“十四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指导性文件。 《规划》共分为三大板块，由15个章节构成，强调了文化建设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记者注意到，《规划》多处提及志愿服务、乡村振兴及社会力量参与的重要性。 在“加强新时代思想道德建设和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章节，《规划》提到，创新拓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以实施文明创建工程为抓手，推动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不断深入。健全志愿服务体系，广泛开展志愿服务关爱行动。 该部分对推动文明实践志愿服务作出了详细规定，包括：建设城乡志愿服务站点，建立志愿服务项目库，完善百姓点单、中心派单、志愿者接单的工作模式，持续打造“阳光工程”“春雨工程”“圆梦工程”等志愿服务品牌，建立健全新闻工作者、文艺工作者、高等学校学者参与文明实践志愿服务的制度，推动志愿服务制度化常态化。 在“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覆盖面和实效性”章节，《规划》要求，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推动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提升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水平，更好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 其中提到，补齐公共文化服务短板。落实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要求，加强基层文化建设，增加供给总量，优化供给结构，推动优质公共文化资源向农村地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倾斜，缩小城乡和地区之间公共文化服务差距，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丰富老年人、进城务工人员、农村留守妇女儿童、残疾人的公共文化供给，保障特殊群体的基本文化权益。 在“促进城乡区域文化协调发展”章节，《规划》提出，促进乡村文化振兴，充分发挥文化传承功能，全面推进乡村文化振兴，推动乡村成为文明和谐、物心俱丰、美丽宜居的空间。创新支持和激励方式，将优秀文化资源转化为乡村永续发展的优质资产，推动乡村文化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良性互促。探索以志愿服务等方式，发展民间优秀文化机构、文艺团体。 在“建强人才队伍”章节，《规划》强调，夯实基层人才队伍建设，培养扎根基层的乡土文化能人、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人、乡村文化和旅游能人、基层文化设施和文物管理人员。组织县级融媒体中心与省、市媒体人员双向交流，充实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伍，支持西部地区、边疆地区和民族地区基层文化人才队伍建设。 《规划》要求，健全规划实施保障机制，激发各类主体参与规划实施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形成强大合力。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坚持和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宣传部门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分工负责、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工作体制机制和工作格局。推广文化和旅游领域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鼓励社会资本设立有关基金。（来源：公益时报）

全国打击性侵犯罪专项行动推进会12日召开。公安部强调，坚持“零容忍”态度，对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第一时间启动重大案件侦办机制，集中优势警力资源快速侦破处置；对网络交友类性侵案件广泛拓展线索，彻底摧毁犯罪网络。要继续挂牌督办一批久侦未破、影响恶劣的性侵积案，组织开展重点攻坚，全力缉捕在逃性侵犯罪嫌疑人。会议要求，要加强与教育、民政、卫健、妇联等相关部门联动配合，建立健全从案件侦办到法律援助、心理疏导、救助帮扶、教育预防等工作机制。要深化综合治理，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加强重点人群关爱保护，最大限度铲除犯罪滋生土壤。据了解，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国公安机关迅速行动、重拳出击，及时侦破一批性侵案件，斩断一批网络性侵链条，持续开展护校净网整治，共破获性侵案件（含积案）2.86万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3.22万名，有力维护了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今年以来，民政部、国家乡村振兴局相继出台了《民政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关于动员引导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工作的通知》《社会组织助力乡村振兴专项行动方案》，并在近日组织召开社会组织助力乡村振兴工作推进会。从以上政策措施来看，国家对于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而且这样的重视程度是自改革开放以来非常少见的。从此次工作推进会的官方新闻来看，这一会议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动员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振兴的重要指示精神。不难理解，在中央领导人的高位谋划下，社会组织正在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参与主体之一。这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组织经历了自主参与、鼓励参与、支持参与、引导参与等不同阶段后迎来的重大机遇。　　从40多年的时间跨度来看，参与乡村发展的社会组织主要包括基层草根组织、境外非政府组织、发达地区和一线城市的社会服务性组织、基金会以及全国性社会组织。作为社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接近一线的基层公益慈善组织，能否把握住这一机遇并抢得“先机”，最终成为公益行业参与乡村振兴的主力军呢?　　前提：突破“生存困局”　　根据民政部发布的2020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在县级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数量分别为25.1万个、672个、43万个，分别占全国各级登记的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比例为66.9%、8%、84.1%。这个规模和比例并不能完全反映基层公益慈善组织的真实情况，但尽管如此，基层公益慈善组织依然会是一个颇具规模的群体。　　从基层公益慈善组织的来源来看，有些是国际发展合作项目的项目办公室机构化出来的，有些是境外非政府组织基于关注议题资助出来的，有些是国内基金会或者企业基于全国性的项目演化来的，有些是由当地的志愿者群体或者组织转型而来的，还有些是当地人士基于公益的目标或者商业的目标(民办医院或民办学校)主动注册的。　　必须正视的现状是，基层公益慈善组织来源复杂，彼此之间存在着较大的隔离，相互之间缺乏交流与合作;绝大多数基层公益慈善组织规模都非常小，团队规模普遍在5人以下。在资源募集方面，基层公益慈善组织很大程度上依赖外部公益资源或者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收入；但由于国内公益慈善领域资助性项目的规模增长日益趋缓，加上基层政府财政资源有限而无法形成购买服务资金的持续增长与规模化，导致基层公益慈善组织面临的资金压力非常大，进一步限制了组织规模和项目规模。因此，基层公益慈善组织要想在乡村振兴的大势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就必须突破当下的“生存困局”。　　身处乡村振兴第一线的基层公益慈善组织，自然也得到了发达地区一线城市公益慈善组织的关注和支持，毕竟基层公益慈善组织能够对乡村问题进行快速回应。在这样的逻辑下，东部发达地区或者一线城市的公益慈善组织通常乐于和中西部地区的基层公益慈善组织结成伙伴关系。如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长期通过联合救援与救灾网络的形式，推动了中西部公益慈善组织基于救灾议题的组织发展。中国扶贫基金会从2020年起就通过“活水计划”赋能西部基层社会组织的发展。　　类似于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和中国扶贫基金会这样的公益慈善组织，都在借助中西部基层公益慈善组织来落实东部发达地区公益捐赠群体的诉求，即帮助西部乡村地区的弱势群体。从各自的角色和分工来看，中西部地区的基层公益慈善组织处于公益生态的下游位置，承担着“消化”上游公益资源的功能，而非以自身的力量持续“生产”公益资源。这样的分工，必然会导致基层公益慈善组织发展的“畸形”。　　未来：培育乡村公益生态　　基层公益慈善组织由于面临上述“生存困局”，要想抓住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带来的发展机遇，恐怕是有其心而无其力的。因此，各级政府积极关注并给予政策保障，鼓励和支持基层公益慈善组织参与乡村振兴，已成为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这样的政治待遇是过去无法想象的。笔者从2020年基于中国农业大学-昆明都市驱动型乡村振兴实验区，在昆明市相关政府部门的支持下，发起成立了社会组织参与昆明乡村振兴联盟。参与这一联盟的大多都是在昆明各个城区注册的公益慈善组织。他们对参与乡村振兴实验区工作非常感兴趣，但最终除了得到联盟内资助机构支持的组织外，很少有其他成员组织参与。　　一方面是缺乏资金支持，另一方面是自身能力不足，难以有效对接引入的公益慈善资源。所以，如果不能解决公益慈善组织综合能力不足的问题，并联动各方共建有活力的乡村公益生态，即便国家政策再好，公益慈善组织也只能望洋兴叹。笔者在去年出版的《公益乡村：公益力量对接乡村振兴》一书，正是试图找到对接公益慈善资源的有效路径。　　面对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基层公益慈善组织如何摆脱发展瓶颈，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独特作用?就在上个月，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推进以县域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其中蕴含的一个机遇是，具备工业化和城市化经历，在城市中或多或少接触或参与过公益活动的农民工群体，有可能为乡村公益发展带来新的活力，成为公益慈善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一大助力。　　所以，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基层公益慈善组织的发展方向和潜力。国家相关部委、基层政府和公益行业可以考虑从宏观政策、基层政府以及行业建设的角度，基于越来越多的农民工群体从一线城市回归乡村的新趋势，真正培育多样化、有活力的乡村公益生态，形成公益资源生产与消化的良性循环系统。　　基层政府应该积极落实国家部署，支持以服务乡村振兴为宗旨的社会组织登记，在基层形成更为活跃的社会组织群体，并服务于乡村振兴这一大目标。来自外部的公益资源支持，则可发挥杠杆的作用，着力于撬动公益慈善组织发展的内生动力，而非像过去或当下一般单方面为乡村振兴输入公益资源。　　总之，只有在充满活力的乡村公益生态中，公益慈善组织才能发展壮大，真正形成扎根基层、服务基层的良性发展机制，有力回应国家的期待和乡村的需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相信，当乡村公益生态能够形成良性循环，基层公益慈善组织实现转型升级，自身的综合能力不断提升，就能够引入更多外部及本地资源，成为政府主导下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振兴的一支生力军，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公益生态贡献更强大的力量。来源：善城广州，作者：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 董强/文

未成年人遭受性侵犯，是一个沉重又不能回避的话题，近年来，国内曝光多起性侵儿童案，刺痛人们的神经。这些惨痛教训为我们敲响警钟，加强未成年人性侵防范教育迫在眉睫。为斩断伸向孩子的“黑手”，全国妇联精心制作两个微视频，明确预防性侵、保护未成年人社会和家长都有哪些责任，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吧！来源：依兰县妇女联合会视频：全国妇联女性之声

为深入落实“十四五”教育发展规划要求，进一步落实《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光明行动工作方案（2021—2025年）》，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不断提升近视防控公共服务能力和质量，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遴选2022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基地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部署遴选和建设首批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基地。《通知》明确了遴选和建设基地的宗旨和目标是依托基地，总结近视防控成功经验和模式，探索创新体制机制，充分发挥专业引领优势，着力破解近视防控难题，全面提升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工作水平。明确了基地的遴选原则要注重改革创新，突出工作成效，分批推进实施。《通知》明确了基地的申报条件。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基地应为省级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基地或指导中心，具备完整的组织架构、明确的工作目标、健全的工作机制、稳定的近视防控经费投入。具备实力较强的专业技术力量，积极参与并推动政府部门出台相关政策，采取科学防控措施，为儿童青少年提供优质的眼健康服务。在近视防控专业领域有创新成果、突出贡献，或者在构建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科学体系方面有创新举措，经验可向全国复制推广。在近视防控相关影响因素方面建立监测系统，严格把控近视防控服务质量以及防控措施的效果评价。能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近视防控科普宣传教育，在科普素材发布、科普队伍建设、科普阵地拓展等方面有显著成效。《通知》明确了单位申报、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推荐、答辩、公布等遴选程序。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遴选推荐1—2个本省域内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工作方面成效突出、有较好影响力的学校、医疗卫生机构、科研院所等。对遴选认定的单位，命名为“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基地”，整合资源，合作发展，打造具有影响力的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基地品牌。据悉，2021年年底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教育发展规划提出在“十四五”期间遴选和建设100个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基地，分批逐步推进，2022年首批遴选30个左右。来源：新华网、教育部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