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采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分析流动儿童非认知能力代际传递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高度相关，男孩的非认知能力普遍高于同龄女孩。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能够极大地促进流动儿童非认知能力的提高。在家庭结构因素中，只有与父母双方同住的流动儿童非认知能力明显高于同辈群体，且该特征与父母之间的关系无关，而和父母一方同住与和其他人同住的流动儿童之间在非认知能力上并无明显差异。在兄弟姐妹数量变量中，只有姐姐和弟弟数量的增加会对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产生负面影响。

关键词：流动儿童；非认知能力；家庭经济地位；家庭结构；兄弟姐妹数量

非认知能力被认为是文化代际不平等传递的结果[14]。有研究发现，导致父母在工作中遇到困境的个人能力因素同样会影响子女的发展[15]，父母的非认知能力通过家庭财富和父母的学历间接地影响子女的教育获得[16]，排行越靠前的子女受父母智力和性格特征的影响越明显[17]。随着国内人口流动现象日益普遍，流动儿童父母群体内部出现了较强的异质性，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差距日益拉大[18]，对子女非认知能力的影响也出现了内部分化。有研究发现，家庭人力资本、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对子女的非认知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19]。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家长，通过不同的教养方式导致子女非认知能力的差异化[20]。基于此，本文把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作为家庭成长环境的一个维度，提出第1个假设：

假设1：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显著影响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越强。

相较于父母的智商和个性特点，家庭背景和成长环境对儿童的能力培养更为重要[21]。在对于父母外出影响留守儿童学习成绩的研究中，有学者把父母外出类型划分为父母均未外出、父亲单独外出、母亲单独外出、父母同时外出4种模式；同时发现不同居住模式下儿童的学习成绩并不相同[22]。随着生存压力的加大，近年来仅与父母一方一起居住的流动儿童比例不断攀升[23]。家庭结构的拆分使流动儿童无法享受完整的家庭生活，直接影响其认知能力的发展[24]。由于非认知能力涉及儿童的心理状态和个性特征，较多受到父母言传身教的影响，亲子交流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基于此，提出本文的第2个假设：

假设2：居住的家庭结构显著影响流动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培养，居住的家庭结构越完整，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越高。

作为家庭成员的一部分，兄弟姐妹之间也会相互产生影响。群集理论（the confluence theory）和资源稀释假设（the resource dilution hypothesis）都聚焦于家庭内部兄弟姐妹相互间的智力影响[25]，以及对于有限教育资源的争夺对子女学习成绩和教育获得的负面作用[26]。但在非认知能力领域，相关研究则证明兄弟姐妹之间非认知能力具有高度正向相关性[27]，有些资源可以在兄弟姐妹之间流动[28]。基于此，提出本文的第3个假设：

假设3：兄弟姐妹数量影响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水平。兄弟姐妹数量越多，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越高。

综上，本文把家庭成长环境划分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居住的家庭结构以及兄弟姐妹数量3个维度。关于此3个维度对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的影响目前还不明确，已有的相关研究或对家庭成长环境仅作单维度的分析，或未考察家庭成长环境与流动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关系，或得出完全相悖的结论。因此，本文在充分考虑流动儿童家庭居住环境的基础上，把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和兄弟姐妹的数量纳入分析框架，探讨家庭成长环境对流动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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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因变量为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学界对于非认知能力的测定主要采取两种方式。一种采用自我报告个性特征的方法进行[29]。不同的学者选取的非认知能力指标不尽相同，直到五因素人格模型出现，心理学界对非认知能力的研究才取得一致，认为它是测量人格结构的最好范型。另一种构建非认知能力指标的方法则建立在对可观察的选择和行为进行测量的基础上。总的来说，非认知能力涵盖持久性、动机、情感稳定和社交技巧、团队精神、自信、领导力等因素[30]。结合现有数据，本文在已有研究[31]的基础上选取问卷中代表情感稳定和社交技巧的4道题目（学生问卷中A12回忆6年级时期，你是否同意下列对你自己的描述：“我能够很清楚地表述自己的意见”；“我的反应能力很迅速”；“我能够很快学会新知识”；“我对新鲜事物很好奇”。选项为四分变量，1=完全不同意；2=不太同意；3=比较同意；4=完全同意）提取主成分因子，将其命名为自我效能感并作为非认知能力的测量指标。由于因变量是连续变量，因此因果分析采用线性回归模型。

本文的自变量为代表流动儿童家庭成长环境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结构、兄弟姐妹数量等3个维度的指标（除对相关变量重新编码外，均采用数据中的变量维度，不做特殊处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变量（由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取最高）、父亲的职业、自评家庭经济地位3个变量通过主成分因子分析进行主因子提取，生成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变量。为了保证分析的透彻性，模型中纳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变量进行假设检验，后又在模型中替换为父母受教育程度（取最高）、父亲的职业、自评家庭经济地位3个变量进行详细分析）包含父母受教育年限（选取父母学历较高的一方，下同）（父母受教育程度变量根据教育年限操作化为连续变量）、父亲的职业、自评家庭经济地位（家庭经济状况）（自评家庭经济地位为三分变量，1=贫困，2=中等，3=富裕）；家庭结构变量包括父母都在家（=0）、只有一方在家或都不在家（=1）两个维度；兄弟姐妹数量包含两个维度，是否为独生子女，以及非独生子女中兄弟姐妹的数量（之所以没把两个变量相加合成总的兄弟姐妹数量（独生子女兄弟姐妹数量为0），是由于需要考察两个维度的内容：独生子女的非认知能力是否高于非独生子女，兄弟姐妹之间是否存在非认知能力的传递。后又把兄弟姐妹数量这一变量拆分成哥哥数量、弟弟数量、姐姐数量、妹妹数量4个变量，以考察家中兄、弟、姐、妹对被访者非认知能力的具体影响）。

除了因变量和自变量，本文将性别、年龄、认知能力、父母关系等4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其中性别变量为数据中已编码数据（男性=1，女性=0）。由于CEPS数据采集的是7年级和9年级的流动儿童信息，长期的流动经历致使他们内部的年龄跨度较大，故本文把年龄作为控制变量。认知能力变量（有研究认为认知能力包含一定的非认知能力的因素，因此本文也把认知能力作为因变量放进模型以测度其对非认知能力的影响）通过一套认知能力试题测量获得，其中包含语言、图形、计算与逻辑3个维度的11道试题。父母关系变量采用问卷中B10问题“父母是否关系很好”，1=否，2=是（该变量在纳入模型时进行了操作化处理，父母关系很好=1，不好=0）（见表1）。

模型1的结果显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对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把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操作为连续变量纳入方程，可以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每提升1个单位，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增加0.0753个单位（P<0.05）。由此假设1得到验证。

具体分析父母的受教育程度、父亲的职业和家庭经济状况对流动儿童非认知能力的作用机制，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发挥关键作用的因素是家庭经济情况。经济状况中等的家庭与贫困家庭的流动儿童相比，非认知能力不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差异。这种差异尽管微弱到可以忽略不计，但也显示出这样一种趋势，即家庭经济状况中等的流动儿童，其非认知能力反而比贫困家庭的流动儿童更差。与此相反，家庭富裕的流动儿童则能充分享有经济条件上的优势，其非认知能力相比家庭经济困难的流动儿童高出0.359个单位（P<0.05）。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3个要素中，除了家庭经济情况，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对流动儿童非认知能力也具有重要影响。父母的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提升0.0331个单位（P<0.05）。对流动儿童非认知能力影响最小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因素为父亲的职业，不同从业者其子女间的非认知能力没有显著差异。

模型2考察家庭结构对流动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影响。结果显示，只有父母一方在家或者都不在家的流动儿童，其非认知能力明显低于父母双方都在家的儿童。二者相差0.225个单位（P<0.05）。由此假设2得到验证。可见与认知能力主要与遗传因素关系密切不同，非认知能力主要是人格和情操方面的培养，与父母的言传身教息息相关。

 模型3先在回归分析中纳入独生子女变量，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在流动儿童群体中，独生子女并没有显示出比非独生子女更高的非认知能力。尽管在独生子女家庭中一个孩子能够享有所有的家庭资源和父母关爱，但这些无助于流动儿童非认知能力的提升。在模型中纳入兄弟姐妹数量变量，可以发现家中子女越多，对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的培养反而越差：兄弟姐妹数量每增加1个，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下降0.14个单位（P<0.05）。假设3没有通过验证。

为了详细考察性别和出生顺序对流动儿童非认知能力的作用机制，把哥哥、弟弟、姐姐、妹妹的数量纳入方程中，发现哥哥和妹妹的数量对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并无太大影响。影响最大的是姐姐的数量，家中姐姐越多，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越低，每多1个姐姐，非认知能力下降0.225个单位（P<0.01）。弟弟的数量对流动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影响也较大，每增加1个弟弟，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下降0.226个单位（P<0.05）。

通过对性别、年龄、认知能力和父母关系4个控制变量的分析，首先，可以发现性别因素在模型1和模型2中对流动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男孩的非认知能力普遍高于女孩。这一显著优势在模型3纳入兄弟姐妹数量后变得不再显著，说明男孩在非认知能力上的性别优势与家中的同胞数量和出生顺序有关。其次，年龄变量的影响在几个模型中均不显著，仅仅在纳入哥哥、弟弟、姐姐、妹妹数量后，显示出在P<0.05水平上的差异。处在同一年级的流动儿童，虽然年龄跨度在13岁至19岁，但非认知能力并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高。在控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结构等因素后，处在同一年级的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处在同一水平线上，并无太大差异。再次，流动儿童的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有着密切联系（P<0.001），认知能力得分高的流动儿童，其非认知能力水平也较高，二者呈现相辅相成的关系。认知能力对非认知能力的显著作用在模型 3 加入兄弟姐妹数量后显著削弱（P<0.05），可见认知能力主要通过家中同胞数量和出生顺序的中介效应对非认知能力产生影响。最后，3 个模型均显示，父母关系的好坏对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并无太大影响。

原生家庭对于流动儿童的成长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非认知能力的差异被认为是家庭文化不平等的传承结果，在子女的教育获得方面发挥着代际中介效应 [33]。因此，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流动儿童家庭成长环境的3个维度：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结构（与父母共同居住的情况）、家中兄弟姐妹的数量，考察家庭环境对流动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影响。

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能够显著提升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3个变量中，对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影响最大的是家庭经济状况。来自富裕家庭的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显著高于经济贫困家庭的流动儿童，而家庭经济状况中等的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最差，但中等家庭儿童与贫困家庭儿童之间的非认知能力差异并不具备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流动儿童群体的家庭经济地位异质性较弱，家境富裕、中等、贫困的划分方式过于细化，选择家庭经济状况中等的学生样本量较少（仅有 192名流动儿童自选家庭经济状况中等，选择富裕和贫困的样本量分别为536 和 1082）。由数据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家庭经济水平中等和家庭贫困的农民工家庭经济状况差异并不大，可以合并为一类样本。亦即只有家庭经济状况明显好转的农民工家庭，其子女的非认知能力才能得到显著提升。可见长期在困境中成长并不能增强流动儿童在不利环境中的生存能力，相对富裕的农民工家庭反而更能培养子女的韧性，子女的情商和对生活的热爱程度也更高。这与国外学者的研究结论不谋而合 [34]。

除了家庭经济状况，对流动儿童非认知能力培养起到重要作用的第二个因素是父母的受教育程度。父母的受教育年限越长，其子女的非认知能力越强。这一发现与曹连喆、方晨晨的研究结论 [35] 一致。但是这一关系在模型 3 纳入兄弟姐妹数量后变得不再显著，说明在独生子女家庭里，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主要受到父母潜移默化的影响；当家中有了兄弟姐妹后，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更多地通过兄弟姐妹的中介效应发挥作用。最后，数据分析发现父亲的职业地位基本不会对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产生影响。

居住的家庭结构对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具有重要影响。父母都在家居住的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显著高于父母只有一方在家或都不在家的流动儿童。新生代农民工越来越意识到，家庭中母亲是在子女教育上发挥着不可替代作用的人物 [36]。许琪关于家庭结构（本文把家庭结构划分为父母都在家、父亲单独外出、母亲单独外出、父母同时外出 4 类） 影响农村留守儿童学习成绩的研究发现， 只有母亲单独外出的抚养模式才会对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造成负面影响（父母同时外出的儿童也受到母亲外出的负面影响，但祖父母的及时参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母亲养育角色的缺失）[37]。可见，居住的家庭结构对于儿童的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的影响有所差别。父母关系对流动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影响一直未显示出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可能是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更加注重家庭结构的完整和家庭关系的和睦。当然，这一结论可能与本文的数据样本有关，本文中85%的流动儿童家庭结构都比较完整，82.29% 的流动儿童的父母关系都比较融洽或很少吵架。可见只要家庭结构完整、父母双方长期在家，就能对子女的非认知能力产生积极的影响。

影响流动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家庭因素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兄弟姐妹的数量。许多变量在方程纳入兄弟姐妹数量变量后出现显著性减弱或者不再具有显著性的现象，说明在非认知能力代际传递上，兄弟姐妹很大程度上发挥着中介作用。总体来看，兄弟姐妹数量越多，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越低。可见，家庭资源稀释理论和群集理论不仅在儿童智力发展和教育获得研究领域得到验证，而且适用于对儿童非认知能力的研究。因此本文的结论与国外相关研究结论[38]不同：本文研究发现，儿童的非认知能力与兄弟姐妹的数量呈现负相关，更确切地说，只与家中姐姐和弟弟的数量呈现负相关，与哥哥和妹妹的数量没有关系。姐姐和弟弟的数量越多，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越差。原因可能是在中国传统家庭文化中，姐姐在家庭中一直充当着照顾者的角色，承担着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因此，姐姐的数量越多，长期处于被照顾状态的弟弟妹妹的非认知能力越差。而弟弟的数量越多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越低，这或许可以归结为中国农村家庭重男轻女和疼爱幼子等传统思维模式的影响。年幼的弟弟往往得到父母更多的关注，家中年龄较大的孩子则容易被父母忽视。控制变量中性别变量的显著性也证明了此种观点。农民工家庭中男孩的非认知能力明显高于女孩。作为男性，男孩在家中常常得到父母更多的关注。农民工家庭虽然生活在城市，但依然摆脱不了中国农业社会传承几千年的传统意识的影响。性别和出生顺序在农民工家庭中对流动儿童的非认知能力水平具有重要影响。

结语：流动儿童随父母在城市生活，最终大都陷入比较尴尬的境地，既回不去乡村，也融不进城市。培养他们在逆境中生存的非认知能力对于他们的生命历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家庭和学校是对流动儿童成长起着关键作用的两个场域，但目前对于流动儿童问题的解决对策更多是从国家政策的宏观层面和学校融入的中观层面来考虑的。原生家庭作为流动儿童无法选择的出身，尽管对他们的人生影响巨大，却也是最难控制的因素。国外对于底层家庭子女非认知能力的干预已经进入了实际操作层面，由政府向社会工作者购买服务，向底层家庭提供子女非认知能力提升的服务，以弥补家庭教育的不足。国内从底层儿童非认知能力的理论研究到实务介入都还处于萌芽状态，并未得到足够重视。子女成长的最重要环境是家庭，对于流动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培育，一方面应当在社区加强家庭教育相关内容的宣传，推动家庭内部亲子互动场域的改变；另一方面应当加大对学校相关服务项目和社区服务的购买力度， 通过学校和社区弥补家庭内部资源的缺失。流动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培育是一个长期过程， 需要家庭和社会的不懈努力。

[基金项目：本文系四川外国语大学科研项目“移动互联网在流动儿童成人成才教育中的作用研究—以重庆市为例”（项目编号：Sisu201802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蒋亚丽 ：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法学与社会学院

本文原载《少年儿童研究》2022年第10期，第20-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