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

　　著名爆料人士周筱赟在微博上发布消息称，48亿巨款在官方慈善基金“儿慈会”2011年财务报表上神秘出现又神秘消失。两小时后，儿慈会在官方网站上发布紧急致歉声明，表示此系财务人员书写错误，基金会绝无洗钱行为。

　　可是，事件的进展并没有随着儿慈会的声明而就此终止。随着公众的不断质疑，儿慈会称“标错了小数点”以图稀释公众的质疑。但随着周筱赟继续爆料，称“儿慈会与成龙基金会存在1800万元的资金往来”，并质疑成龙，由此持续发酵的儿慈会风波再成舆论焦点。

　　持续近一个月的质疑与解释，再质疑与再解释，到最后其中一方不再回应，整个过程其实并非是儿慈会一个基金会的尴尬。慈善在中国，越来越象征着民主社会符号的同时，过往的“中国式慈善”困局，显现无遗。

　　法制与新闻记者 韦文洁

　　当周筱赟质疑成龙与儿慈会有洗钱的嫌疑后，成龙公开回应一切都符合慈善宗旨，并称“违法者应该去坐牢”。周筱赟在微博上针锋相对“究竟谁该去坐牢？”

　　周筱赟2012年12月10日在天涯杂谈吧里首发了质疑儿慈会的帖子，同时在微博上也刊发了这条消息，而在此前的四天里，周筱赟未发一言。在周筱赟微博中，12月6号发了5条微博，有拿撒贝宁和章子怡开涮的，有声援同行罗昌平的，有展示自己此前一个爆料的。

　　按照周筱赟自己的说法是，很早就接到了来自儿慈内部人员的爆料。

　　为了确保自己爆料的准确，周筱赟也咨询了财务上的专业人士，沉默4天后，周筱赟发力，他知道，这条微博会引来巨大轰动效应，他预计到了开头，只是最后的结局，却不应由他来掌控。

　　事后梳理和审视儿慈会此次的尴尬，亦可见中国式慈善的困局。

　　儿慈会首度回应是疏忽

　　2012年12月10日11时09分，周筱赟微博上称：“官方慈善基金‘儿慈会’48亿巨款神秘消失。儿慈会2011年度财务报表显示，除八千多万捐款收入和四千多万捐款支出外，竟有一笔高达48亿神秘资金悄悄进来，又神秘消失。究竟从哪来？又到哪去了？什么用途？符合救助儿童的宗旨吗？这是洗钱吗？公开账目是法律义务，可是儿慈会敢公开吗？”同步的长微博，详细介绍了儿慈会的性质及该资金神秘状况，以及涉嫌洗钱。

　　在充分发展的微博自媒体时代，儿慈会很快发现了这条微博所引发的巨大争议，两个小时后就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道歉声明，称是“书写错误”。但这个解释并不能消除公众的怀疑，如同周筱赟所称：“这个解释太滑稽了！如果是把4.7亿多错成47亿多，请问现金流量表上却有4,766,273,045.02元，2分怎么来的呢？”因为在沉默的4天里，周筱赟已经从专业人士口中得出“一个数据错了，整本账的收支是怎么做平的？根本不可能啊。太滑稽了！而且现在都是会计电算化，现金流量表应该是财务软件自动生成的”的结论，也就是说，从理论上存在疏忽的可能，但从实际操作角度，这种疏忽太过“匪夷所思”。

　　除了数字上小数点的问题，一个更令公众怀疑的事实是：一个数据错了，中华儿慈会的会计是怎么把账做平的？审核没看出来，理事没看出来，监事没看出来，甚至连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也没看出来，主管部门年审也没看出来，真是太令人匪夷所思了！审计的两个注册会计师，一个不接电话，一个已经离职。

　　负责审计的“查无此人”让儿慈会之前的官方道歉，显得有些虚弱。为此，儿慈会传播部部长助理姜莹在12月13日与周筱赟共同做客某栏目，不同于以往被质疑的官方慈善基金，儿慈会此次的公开露面，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公众的质疑。

　　双方的正面相对

　　面对着儿慈会的官方人士，周筱赟将自己在微博上的质疑，接连抛出：“点错小数点这一说法是否站得住脚？”姜莹表示：“这事我已说过很多次，是财务人员将基金会银行理财累计发生额写错了，最后出报表时出现失误，多输入了一个零。”

　　周筱赟继续发问：“这种说法完全没说服力。我咨询了多名律师和会计师，觉得这个解释令人匪夷所思，难以置信。财务报表中一个数字错了，整个账都无法做平。”姜莹称：“我们在填写收入时就写错了，多输入了一个零。然后在支出一栏，直接复制这个数，所以两个数字同时错了，导致整体数据错了。”

　　这种解释很难让人信服，即便是一个普通的机构，财务的严谨也众所周知，何况儿慈会这种机构，不仅需要专业人士而且需要层层审核，涉及到几十个亿的差错，怎么会畅通无阻？

　　姜莹认为：“我们的会计报表中，主要描述捐赠和支出的钱，而出错的是现金流量表的滚存数据。根据审计报告，我们是3张表，包括资产负债表、业务流量表等，我们的注意力在发生的慈善善款上。比如一个项目拨出几万元，这些钱有没有落实到具体帮扶人手里。而理财的滚存数据被忽略了。”

　　儿慈会大方坦承自己在程序上的疏忽，和“公开68页银行对账单”在某种程度上平息了部分公众的质疑，但儿慈会最终并未按照自己的承诺，向公众公开银行对账单。

　　对此，周筱赟愤怒称：“感觉自己被耍了。”而儿慈会方面给出的解释是：“由于对账单共68页，数据繁多，且都是专业财务数字，即便公开了，公众也不易看懂。为此，儿慈会在请专业机构对所有账单核查并做出相应文字说明后，再给公众一个容易懂且系统全面的答复。”

    但中华儿慈会并未明确具体时间。

　　并非小数点的问题

　　儿慈会的表态并未获得公众的普遍接受，反而引发了更大的讨论。有媒体质疑称：“中华儿慈会将慈善捐款用于银行短期理财，以期增加收入，此举乃是正常合法行为，但为何之前在年度账目里没有详细列举出来，直到网友质疑其数据有问题才公开实情？而且，其后所公布的理财资金明细账目也不够清晰，只有往来流水账，没有注明理财收益情况。何况，银行理财收益也应归属于善款，不能随便挪用，那么，这些收益都用于何处？

　　“至于年度账目的‘小数点出错’问题，也令人感到不解。无论是4.75亿元，还是47.5亿元，都是一笔高额款项，关系重大，又是慈善资金，岂能如此儿戏，犯下低级错误？更何况，儿慈会属于公益性的慈善组织，其财务报表需要经专业审计之后才能发布，那么，审计机构为何没有发现和纠正这个小数点问题？到底是儿慈会的账目做得太高明，还是审计机构的工作能力太弱？也该给个明确说法，不能就此糊弄过去。”

　　媒体和公众对小数点“疏忽”念念不忘，并非是纠结于儿慈会的操作失误，而是因为中国慈善近年来出现的诸多乱象，使公众对其的信心受损。

　　近年来，还有许多公共慈善机构被爆出现了财务问题，其中“郭美美事件”就是典型。如今，公共慈善机构似乎陷入了诚信危机，随之而来的，就是日益高涨的要求公共慈善部门公开账目的呼声。

　　羊城晚报也发文称：“全民监督时代，大家几乎都是带着放大镜、显微镜‘吹毛求疵’，这就要求有关方面的政务也好、账务也罢，都得严谨、细致、缜密，经受得住围观者的质疑、追问。尤其是近年来慈善机构一度陷入诚信危机，要重塑形象更须有如履薄冰的意识，回应公众舆论就得经得起推敲。何况年报数字明细账还有领导审核把关，拿‘点错’小数点来搪塞、敷衍，未免太低估公众的智商了。”

　　再起风波，出国的质疑和成龙的卷入

　　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其他社会热点事件的出现，公众的目光不再以儿慈会为主，但作为最初的爆料者，周筱赟并未放弃，每天都会在微博上反复质疑着儿慈会——这符合周筱赟的特性，只要是没有水落石出的事情，周筱赟就会穷追不舍。比如周筱赟至今仍时常发布对世界杰出华商协会主席，华商500强俱乐部主席，中非希望工程主席，天九儒商投资集团董事局主席卢俊卿及其女儿卢美美的质疑，从开始至今已接近两年的时间。

　　周筱赟的坚持不仅获得来自媒体人士的支持，也收获了来自自己揭露机构内部人士的爆料。

　　有媒体人士接力称：“ 2012年10月24日：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领导内部成员10多人（包括财务、办公室人员），组成庞大考察团，计划10月29日赴美国，考察旧金山、亚特兰大、华盛顿，费用约为20万元。据称：该会迄今无任何一笔指定捐款是用于出国考察，极可能非正常使用善款。”

　　对此，儿慈会回应称，此行旨在学习美国公益慈善文化中的先进理念和运作模式，费用来自理财所得。此回应遭致广泛质疑。

　　姜莹回复质疑称：“这次是应美国亮点基金会邀请要赴美考察。考察团由儿慈会合作部、宣传部、财务部、人事部、项目部等各个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一共9人组成。目的在于了解美国社会公益慈善业，学习美国公益慈善文化中的先进理念和运作模式。”

　　就在儿慈会对出国考察解释的时候，周筱赟继续在12月24日爆料称：儿慈会“回家的希望救助项目”2011年支出1917万元，其中1800万元竟给了成龙慈善基金会，而成龙基金会收到钱后，没有去救助被拐卖儿童，而是改变用途，用于“贫困大病儿童项目救助”。

　　周筱赟表示：这是他在中华儿慈会公布的2011年度工作报告中发现的。

　　该工作报告第12页“重大公益项目收支明细表”显示，2011年，“救助被拐卖儿童”的“回家的希望救助项目”收入是3100多万元，当年从项目列支了1917万元，除用于工作人员薪酬、宣传推广费用等项目直接成本外，“直接用于受助人的款物”为1903万元。“但实际上，这笔1903万元的现金，只有极少部分直接用于受助人，只花费99万元救助了31名被拐卖儿童。”

　　儿慈会与成龙基金会在第一时间立刻回应。

　　儿慈会解释：“2011年度“BAZAAR明星慈善夜”所募善款的用途是根据捐款人的意向，用于“回家的希望”项目(为解救后的被拐卖儿童提供安家助学和身心疾病救助)和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的贫困重病患儿手术资金援助项目。募捐现场对捐款用途通过2011年度“BAZAAR明星慈善夜”拍品名鉴等形式向捐款人予以明示说明。目前“回家的希望”救助项目、成龙基金会的贫困重病患儿手术资金援助项目仍在按照既定方案执行，中华儿慈会承诺在执行项目中继续做到公开透明。

　　而成龙慈善基金会秘书长党群表示，儿慈会变更善款用途是不存在的，2011年度“BAZAAR明星慈善夜”的捐款如何分配是由捐款人指定的。至于是按照什么比例分配，党群说：“儿慈会和捐款人两方之间有保密合同。”

　　党群表示，曾向相关捐款机构承诺过，善款绝不转给其他慈善基金会，也不向儿慈会支付管理费。

　　对于儿慈会与成龙基金会之间的业务往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认为：“中华儿慈会是公募基金会，成龙慈善基金会是非公募基金会，只有公募基金会才能进行公开募集，而成龙作为明星，有很多明星资源，双方发挥各自优势，合作在慈善夜共同募集到3000多万元善款，对善款进行分配无可厚非。这1800万并不算是重大捐赠项目的变更，而是履行双方约定。非公募基金会借公募基金会帮助自己进行公募，并没有说不允许，双方在慈善活动开始前商量好如何对善款分配就行。”

　　中国式慈善的命门

　　自周筱赟爆料儿慈会起，本刊记者就始终关注此事，周筱赟与诸多媒体同行有很多的业务交流，每次爆料时不仅在自己的微博上公布，也会向诸多媒体人提供线索，但这次事件中，有北京某媒体人士对本刊记者交流称：“我以前接触过儿慈会的负责人，那是几名退休老干部发起的，他们特别可爱，在本可以安度晚年的时候，却在做着救助儿童的善举。在汶川地震期间，这些老人不顾危险和身体不好，去汶川做了很多实际的救援工作，这些内容没有报道，而目前的这种质疑带来很大的伤害。”

　　该媒体人士却不愿做相关的报道：“当一片质疑的时候，就算写出真实的报道，也会招来骂声一片。”

　　儿慈会内部一高管也向本刊记者透露：“儿慈会目前不再接受采访，但那些老人每天都会上网，受到了很大的伤害。”该人士称，个别媒体先入为主，预设立场的报道，并没有对中国慈善程序上的公开和透明起到积极作用。

　　杨团也表示：“最近儿慈会发生的‘小数点事件’显示，它自身在制度化建设上有问题：在使用人才上过于‘抠门’，总想用最少的钱给老百姓最大的利益，这是一种传统志愿者的想法。据了解，他们工作人员工资并不高，有人放弃了外企高薪，在儿慈会只拿到外企工资的四分之一。”她建议，监督不要采取对立态度，现代慈善应该专业化、职业化，要把人才分类，高层做高层的事，中低层做中低层的事。儿慈会应尽快调整体制，去掉用志愿者思想来办机构的思想，承担专业工作必须要有公益专业人士，需要有独立专家给基金会出主意。

　　“最近的事情，能促使儿慈会规范制度化。社会对于基金会的监督，也不要采取对立态度，而要从帮助角度出发，帮助基金会逐步完善。”

　　不过，历史的沿袭使得公众对中国式慈善心存芥蒂。

　　以汶川地震为例，《汶川特大地震救灾捐赠款物及使用情况公告》显示，慈善组织使用捐款的效率低下。经批准可以开展抗震救灾捐赠活动的16家全国性基金会以及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等公募慈善组织的现金捐款拨付率都没有超过55%。

　　著名慈善基金会——海仓慈善基金会总干事段德峰曾经表示，中国慈善资金的使用与国际惯例有很大的出入，在发达国家一般是政府出资向NGO来购买服务，而在中国，很多时候却正好相反，NGO募集到的善款重新流回到地方财政系统中，变成了“NGO购买政府的服务”。

　　儿慈会属于中国公募基金会，据了解，此类基金会的牌照基本上都被半官方的慈善机构垄断，虽然2004年国务院通过了《基金会管理条例》后，一大批新基金会注册成立，但基本上都是非公募的。

　　半官方基金会的特点是，组织的人员任命、工资与行政费用来源、人员编制甚至日常运作，都受命于政府。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陶传进表示，这种特点多少决定了半官方基金会取向是政府而不是广大的捐款人。

　　段德峰称，由于中国既有的公募基金会在面向公众的募款市场上处于相对“垄断”的地位，因此，大多数都没有动力像发达国家的慈善基金会那样去争夺募捐市场。但这样做的后果不仅等于浪费了珍贵的公募牌照，也使得全面参与公益的链条失去了最重要一环。

　　这就表明：公募基金会的“命门”所在正是财务透明。

　　陶传进就曾指出：部分公募基金会缺乏透明，社会监督乏力，造成财务规范缺失以及财务管理混乱，这直接带来公信力的缺失。

　　南都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进一步阐述：“基金会财务有太多的机会，太多的漏洞，而人性又是那么脆弱。”

　　陶传进强调，在发达国家，慈善组织为了赢得公众的信任、募集更多的善款，会主动公开账目并接受公众的质询，很多基金会都会聘任第三方审计机构来对其每年的财务状况进行审计。但在中国主流公募基金会却做不到这一点，即使是在网络年代，想要从这些基金会网站上获得这些本应公开的财务数据也是非常不容易的，更不用说接受公众的质询。

　　一项颇让公众深思的调查是：苏州大学一项对全国52家知名度较高的慈善基金网站资金使用披露状况的调查显示，有50%的慈善基金会没有在其官方网站公布年度财务报表，20%的慈善基金公布财务报表没有连续性或是外部的审计，只有10%的慈善基金有连续性和外部审计的年度财务报表，而且这些财务报表都极其简单。

　　原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促进司司长、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的一席话道破了中国慈善领域的“潜规则”，之所以长期以来公募基金会没有动力向公众劝募以及进行自身的改革，一来是有政府的支持，二来就是可以向企业进行“索捐”。

　　是以，杨团建议：“儿慈会是资助型基金会，主要用善款资助NGO去做公益项目。所以我们要注意，儿慈会在募款和资助过程中是否能严丝合缝。也正因为它是资助型基金会，所以工作人员很少，在募款和资助过程中，很可能出现程序不规范。这需要更多人才的积极参与。”

　　本刊记者熟知的一名由媒体人转型成公益人士的现状是，由于巨大的工作量，该人士不得不聘请助理，在北京，这名助理的薪水只有2000多元，为了节省房租，只好寄居在这位公益人士的家中。

 
（责任编辑:李文）

来源：法制日报
原文地址：http://www.legaldaily.com.cn/index/content/2013-02/20/content_4212609.htm